话说上苑

上苑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，它位于北京京郊的昌平县，过去知道它的人并不很多，大概四五年前，开始有那么一些画画的人，做雕塑的人，搞摄影的人，写东西的人，弄收藏的人前前后后，陆陆续续迁来这里居住，致使小小的寂寞村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上苑开始为大家所关注。

去年秋天我去过一趟上苑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跟“上苑”这个名字一样，非常富有诗意。只要从京城出发，向北直上，沿着龙脉温泉行驶，到达燕山的脚下，再顺着京密引水渠向东，就可以到了。上苑隶属昌平县的兴寿镇，位于桃花坞风景区，据说过去是皇家的果园子，如今也仍还是布满着各种果树和百年的柿林。站在这里，对于这种乡村艺术家的新“移民区”，你不能不联想到法国巴黎郊区的巴比松。

法国的巴比松、美国的东村、德国的达豪、沃尔普斯韦德，这些都是因艺术家的聚集而成名的地方。上苑大概也是这么一个相似的处所，一个远离中心文化的地带。

有人说，想对生活挑战，可以采取进攻的手段，也可以采取躲避退却的方式。在我们的艺术家中，革命者固然大有人在，但更多的是逃避者，他们逃避生活、逃避文明、逃避现实……他们更多的是在寻找自我，而这些所有的目前都集中表现在一点上，那就是逃离城市。

逃离城市，即逃离中心，这在中国已是一个很久远的传统，自魏晋始，文人士大夫或因仕途失意或无意于仕途而远离官场，隐居山林田间，如此历史上便有了杜甫草堂、诸葛庐、子云亭、浔阳山居、清秘阁等等。在西方，则在19世纪初，形成最早的乡村艺术家“移民区”。在我国当代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，北京郊区艺术家移民区慢慢形成，最初的主要聚集地为圆明园艺术村。这些移民有京城里土生土长的艺术家，但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涌向“中心”，不久又纷纷逃离中心，来到这些边缘地带的人。现在一些西方后现代学者，将这种东西方共有的“边缘景观”称之为“郊区文化”。

“郊区文化”是一个很直观的字眼，在这里，我们估且先使用它以便叙述的方便。许多年前，我曾多次采访过圆明园艺术村的画家们，他们当时的生活观念，艺术观点，追求、理想，我都多多少少的知道一些，在和他们的交谈中，他们告知我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无奈：画展的被封，作品的被查，生活的窘迫，困难重重。如今这个村已经没有了，在解散之时，一些人去了国外，一些人去了京城东郊的宋庄，那里是京城郊区除上苑之外的另一个文化人聚集地，一个如今同上苑并驾齐驱的地方。圆明园艺术村的失落和宋庄、上苑的再度崛起表明，“郊区文化”的存在的意义。

在上苑，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间宽敞的工作室，他们在这里居住、生活，更是在这里思考、工作，艺术家们来到这里定居，是自觉的选择，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无奈的心理。从精神上来讲他们是要寻求一种更为自由和独立、更适宜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，目的是表明他们对体制内文化的明确态度。另一方面他们回归俭朴的生活也是出于经济上的压力，他们所需要的空间在拥挤的都市难以得到，“出走”、“移居”到乡村，当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。上苑的艺术家自己动手盖房，自己设计工作室、房间、花园，自己挖沟、埋管道、上大梁。所谓的“郊区文化”，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

当你来到上苑，在这里你所看见的除了艺术家们的作品外，更可以看见的是他们创作的过程和环境，他们有一个聪明的举动，那就是将他们的工作室对外界开放，较之以往，这是一个更为积极的生存态度。

上苑艺术家中，我认识田世信、王华祥、马保中、李天元、申伟光和奉家丽。田世信是雕塑家，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他自80年代开始了专门的雕塑创作以来，一直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，他创作的陶塑《山风》、《秦腔》系列和青铜《盲艺人》等等，素材取之于生活，还原于生活，味道十足。王华祥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讲师，曾获7届全国美展的金奖，在上苑他创作的作品名字叫作“人类”，他说他很长时间以来，一直都在思考关于生命的意义。马保中，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，后来离开了，这是一个较前卫的画家，他的画作尺幅较大，题材极具象征性。李天元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，曾获首届《中国油画年展》金奖，一位功底扎实，不断追求新风格的年轻画家，是新生代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一直认为艺术就是人的世界观。他新近创作了一批题为《以诺》的系列布面油画，是些蓝调子的背景和婴儿。申伟光，一个自由职业画家，1994年从河北来到北京，居住圆明园艺术村，1997年移居上苑。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他的抽象画创作，他的作品多半都是大尺幅的，色彩很亮丽。奉家丽，一位四川美术学院科班出身的女画家，她的作品多年来表现的都是文化转型期的青年女性的审美时尚，她的创作素材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日常景象，技法上吸取了戏曲传统、花旦脸谱的造型和色彩，加上表现性的主观变形，很有魅力。